为什么要成长？
苏珊·奈曼著，刘建芳译
节选自《为什么长大》，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
简短回答：因为它比你想的要难，难太多以至于你想抗拒。塑造我们世界的力量已不再像康德的时代那样关注真正的长大成人，因为孩子更容易成为顺从的臣民(兼消费者)。康德在道出这一点时，也小心翼翼地指出与我们的不成熟不谋而合的方面：自己思考要比别人替你思考不舒服得多。康德已经把问题的结构剖析得十分清楚，但驱使我们处在不成熟状态的事物比从前更微妙更具有侵略性。我们的周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信息。有一半的信息迫使我们变得严肃，不再做梦，接受世界实际的样子，并把成人的世界描绘成对现状的妥协。另一半的信息则是关于如何保持年轻的产品和建议，多得泛滥成灾。我们几乎不会看到理想中应该有的成年图景。如果成熟的惨淡景象从未被明了地策划过，那些策划者正是希望世界不要比现状好以便从中获利，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大大地符合他们的利益。向世人展示任何正常的灵魂都不会渴望的成熟景象，还有什么比这更能驱使人们陷入自发的不成熟状态呢?
听到“严肃”(serious)这个词你会想到什么呢?词典的解释是双向的，列出的同义词有严厉(stem)，不笑(unsmiling)，冷酷(grim)，阴沉(dour)和不幽默(humourless)，认真(earnest)，真诚(genuine)，全心全意(wholehearted)，坚定(committed)，果断(resolute)。一层定义关涉“一个人的所说或所为”；另一层定义关涉“严肃、重要或复杂的事情”。成年的主流图景把这些定义全部混合在一起，酝酿成一锅酸涩的汤。结果，即便是非常有思想的人也把抗拒成长当作自由和精神的标志——这是我的两个朋友听到我在写这本书时的反应。他们各有特点，但都属于我所认识的最成功的成年人，尽管其中只有一位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所代表的一切。现在两个人都当了爷爷，仍然热情地投身于艺术和写作，穿梭于多种语言之间，是心胸开放的行动派。他们听了我选择的主题都感到吃惊，其中一位还觉得很厌恶。另一个则坦率地说：“彼得·潘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如果你见过他，你无法想象他会这样。
成年需要面对极其复杂的社会阻力，所以它是一个颠覆性的理想。和其他理想一样，它指导着我们的行动，但永远无法通过我们的行动得到全面实现。卢梭的问题依然是我们的问题：一个从根本上否定成年的社会不可能培养出非常活跃且有责任感的公民；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有责任感的成年人，也不可能创造出另一种社会。康德知道他的解决办法只能是不完备的：成长永远无法完成。它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每一代人都受到我们无法选择的教育的限制，我们充其量可以从中获取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将我们从其他价值中解放出来。1968年，哲学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甚至写道：“当今所有的教育都是治疗：通过各种可能的社会手段解放人，而这个社会本身迟早会把人变成畜生，即便人丝毫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但一定程度的解放也会让下一代有一个更好的开始。你得承认哪怕尽最大的努力去独立思考和自主行动，也不可能获得完满的结果，而这并非失败——有这样的认识乃是成长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用“向上发展”(growing up)的隐喻来理解成年也是误导性的：人生过程始于儿童期的身体生长，进而鼓励我们去设想人生之途稳步上升直到顶峰，然后消失在云端(如果你有宗教信仰的话)或者滑入另一端(如果你没有宗教信仰的话)。但道路总是不平坦的。你攀上高峰，结果却发现它只是座小山丘。你迅速鼓起劲头走下山丘，穿过平地，直到开始又一次攀登高峰，你现在确信它是最后一座真正的高峰了。这样或那样的成功。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越来越意识到平地并非没有尽头，纵身跳下也绝少致命。如果你喜欢其他旅行模式——生命好比旅程，这是非常古老的比喻——也许可以想象自己坐在“纽拉特(Otto Neurath)之舟”：“我们就像水手，必须在辽阔的大海上修复自己的船只，没有条件在干的船坞上拆卸它、用最好的构建组装它。”
每一个学习分析哲学的人都在认识论或科学哲学的入门课上听到过这句引文，也会听到这句话是出自奥地利哲学家纽拉特，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该学派常被视为分析哲学的源头。但很可能没有听说过这句名言最初出自《反斯宾格勒》(Anti-Spengler)，也不会知道这本书写于狱中。纽拉特把这本书献给“年轻人和他们所塑造的未来”，以批判当时的畅销书《西方的没落》(Decline of the West)，在那里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花了两卷的篇幅论证衰落与末日。
纽拉特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进路。除了写作，讲授逻辑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哲学和社会学以外，他还领导开发面向低收入劳动者的住房，并创办维也纳社会经济博物馆。他最热衷的事业还包括教育，所发明的成人教育图表系统影响至今。这些仅仅是辉煌的部分。纽拉特曾经领导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经济规划局，当短命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覆灭时，做了一辈子左翼社会民主党党员的纽拉特被捕入狱了。在他到纽约和莫斯科等地旅行之后，奥地利沦为纳粹附属国，纽拉特离开维也纳，流亡到了荷兰和英国。从纽拉特高强度多彩的活动来看，他拒绝屈从于斯宾格勒等人宣告的世界衰退的论调。他的生活，和他那著名的比喻一样，堪称成年人的典范。
有些读者可能前面读下来一直很顺畅，但会在这一点上犹豫不决。这样的生活非常适合有些人……精力特别充沛的人，但是如果你称之为成年，大部分人不想要这样的生活。他们倒不是认为成年就需要打领带或表情严肃(比如“板着脸”)，但是他们能感觉到世事要求他们切实地考虑一切才能有所收获。谢谢你的好意，不过他们宁可窝在沙发里上上网。你能对他们说什么呢?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说了一句听起来让人感到遗憾的话，那就是“人们必须被迫获得自由”，但他也知道自由和强迫是冲突的。我们的确会说有些人是被迫长大的，战争、遗弃或家庭悲剧过早地将他们推向他们本不该承担的责任。但是没有人愿意发生这些，因为这样造就的人固然可能有我们需要的坚毅勇敢，但同时也很可能充满痛苦与恐惧。我们不能命令别人变得成熟，它必须是人们发自内心的渴望。我们能做的不是强制而是劝导，运用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更具有说服力的模式。我们需要的不是因光明即将熄灭生起了愤怒，而是要像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那样，因为用“风烛残年”来形容年老的光景而感到愤怒。某些发光体越到后来越是明亮。
年岁渐长，我们有了自己的经验和视角。这还不是智慧，但视角往往带来了年轻人所不知道的愉悦。过去十年出现了大量的研究，对于认为成年是一门充满失望的功课的人来说，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大多数人越老越快乐。这些研究包括长达五十年的格兰特研究(the Grant study)，它对哈佛大学的毕业生进行了深度访问，受访人来自72个国家。调查没有过分注重细节，而是颇为宽泛。大部分人的汇报呈现出“u”型现象：中年之前，人们的快乐一年比一年少——全球平均低谷在46岁，尽管国与国之间差异很大，年龄最小的国家是瑞士，35岁，最高的是乌克兰，62岁——过了这个年龄点之后他们认为自己越来越快乐。研究人员考察了所有明显的因素——收入、就业率和孩子——但发现这些都无关紧要。不管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如何，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认为他们的生活越来越愉快。从美国到津巴布韦的实证数据都显示了这样的结果。
这样的调查结果迫使科学家努力寻求解释。有一项研究对大脑进行扫描，发现年纪大的人淡化了对负面事物的记忆。这意味着老化的海马体筛选愉快的经历而压制不愉快的记忆。另一项研究比较了30岁和70岁的人对诋毁他们的人的反应。两组人都很忧伤，但只有年轻人真正为此生气。这说明年长的人更容易控制情绪。这两种解释应该都有一些道理。嘲世者可能把这些调查结果理解为期望值降低：我们变得只要很少一点东西都能让我们快乐。大多数心理学家承认，我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成长被描绘成一个衰退的过程——无论是希望和快乐，还是帮助我们实现希望获得快乐的身体能力都曰渐衰退。那么多实证研究的结集恰恰相反。
他们也报告了成长的很多正面信息。1890年，美国哲学家兼心理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说道：“我们大多数人到了30岁，性格已经像石膏一样，不会再柔软了。”他显然错了。例如，希伊(Gall Sheehy)和威廉特(George Vaillant)分别对生命周期这一课题进行了长期研究，他们设想人们到五十几岁就停止成长，但调查对象令他们对此改观良多。威廉特报道说，一位75岁的受访者非常愤慨：他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只会越来越好——而且越来越快乐，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知道这一点。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说得很具体，他的骨头可能“会在曾经活跃的地方出现疼痛”，但他依然在努力使自己成为想要成为的人，他的生活充满了他以前从未发现的意义。
即使在与成长敌对的文化里，人们还是身处一个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成长的过程里不由自主地变老。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发现事物变得美好了，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美感上的愉悦。少年时你听到人们说应该欣赏日落，但你忙于探索世界，不能静静地坐下来观赏。再后来，你抗拒本应该感觉得到的情感，斥之为庸俗。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不再关心日落在别人眼中是否庸俗。你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它，内心充满感激和欣喜。对于美好的艺术和音乐也同样如此。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在他的花园里发现：
从土里繁殖出来的一切东西都具有一种自然力，因为泥土能使一粒细小的无花果籽、一粒葡萄核，或其他谷类和植物的最小的种子，长成硕壮的枝干。关于这种自然力，我在这里就不谈了。但是槌形切枝、接穗、插枝、压条——难道这些还不够令人惊喜吗?(《论老年》[Old Age])
他接着花了不少笔墨描写葡萄藤这类寻常事物，大发感慨：“还有什么比葡萄更可口、更美观的呢?”美感享受的纯粹性增强了，而其他形式的感官愉悦也改变了。你仍然能感觉到强烈的欲望并且会满足欲望，但它不再像年轻时是主宰你的力量。柏拉图的《理想国》开篇讲了一个诗人索福克勒斯的故事，有人问他：“索福克勒斯，你对于谈情说爱怎么样了，这么大年纪还向女人献殷勤吗?”他说：“别提啦!洗手不干啦!谢天谢地，我就像从一个又疯又狠的奴隶主手里挣脱出来了似的。”你可能会同情索福克勒斯，并且提醒你自己毕竟他是一位悲剧诗人。但是你从未做过一个浪漫的决定——可能是我们所做的最重大的决定——抛开欲望确证爱?成长意味着认识到生命中没有一个阶段是最好的，因此下决心享受每一秒能够抓住的快乐。你知道分分秒秒都会过去，一旦辜负了就再也体验不到。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越来越勇敢吗?西塞罗说年老时比年轻时更自信也更勇敢，因为年老的人已经看淡死亡。有时候，往往是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和我们一样，害怕被别人发现自己害怕死亡于是假装不害怕。那些看起来比你勇敢的人也像你一样害怕，他们只是在黑暗中把口哨吹得响亮一些罢了。当你明白这一点时，自信心就会增强，而这自信心本身就是快乐之源。你也许会开始明白康德的看法：你对自己负有责任，责任的基础是尊严，你需要把人性的观念持存在你自己那里(《论教育学》，第475—476页)。生活依然会带给你意外——如果没有意外，你也会感到迷茫——但是你学会了相信自己对意外做出反应。你已开始构思一个如何将生活的片断整合起来的故事。这个故事会不止一次地修改，变得越来越条理分明，即便并不总是变得越来越真实，它随着时间的流逝塑造你的生活。地点和物体会让它发出回声。(你曾因某段恋情站在一个街角哭得伤心欲绝，现在提起此事，就像在说一件趣事。你从集市上的一个女子那里买一个篮子，她跟你谈起了她的家乡。那幅花鸟画是一个二十年前绝交的朋友画的，至于为什么结束友谊即使你们俩今天在街上碰到也想不起来了。)
将生活视为一个整体的能力使你看见自己在生活中的力量，并发展出对自己的性格的感知。因为整体永远不是静态的，太容易失去。这更关乎决心：你开始弄清楚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下决心更加努力地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这样做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关心人们会怎么看你，尽管你对他们更有用了。每一个谈论生命周期的心理学家都会谈到埃里克森所说的繁衍欲：满足感源自对世界的回馈，而你回馈的事物比你获得的更美好，尤其是抚养孩子。你也许会找到生养的快乐。你可以赠送一份礼物或者真诚地赞美，而不用担心会被看作是奉承，你再也不会把喋喋不休的批评看作是聪明的标志。
因为你的智力多半已经提高。康德把我们心智的功能分成不同的种类。这不是什么新做法，但也没有过时。神经科学研究会澄清一些东西，但神经科学的发现不会使康德的心智研究过时。弄清楚你思考这个或那个的时候，大脑的哪个部位正在运转并不能说明意识思维是如何起作用的。柏拉图对能反映我们如何思考的模式进行了试验，从笛卡尔开始的现代哲学家费尽心思去弄明白心智是如何运转的。他们描述了推理、想象、直觉感知、理解、判断、常识以及其他一系列智力活动，分类学是变动不一的。有些分类学编得像教科书，由一个简单的假设引导：了解我们是如何思考的会使我们更好地思考，谁会反对这一点呢?康德的目标与此相似，但可能更雄心勃勃，尽管比起他的前辈，他把大脑是如何运转的解释得更细致、更系统——也许并没有他自己或他的批评者所认为的那么系统。
康德最重要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把心智分为三大基本功能。通过感性我们可以获得时空中的原始材料；通过知性，我们将这些材料加工到有质有量及其他性质的对象之中；只有运用理性才能真正思考它们。我在第二章已经提到，正是理性从对现实的简单认知中抽身向后，才得以追问为什么现实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这也是创造性活动和社会变化等等的条件。无论你能否真正得到，对公正与快乐充满期待是合理的。不是幼稚的白日梦，而是理性本身的第一定律使你谴责现实的某些方面。充足理由律就是要求世界应该有道理。不公正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你真的读完《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就会发现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在罗素这样的读者开始打盹之前，康德介绍了心智的另一个功能。他对感性、知性和理性的讨论非常详尽，有时还显得冗长；相形之下，他对判断力的讨论异常简短。他告诉我们，判断力是把原则用于具体事例的能力，并认为它是一种只能被练习而不能被教导的特殊才能，“缺乏了这种特质，就不是教育所能补救的”(A133／B172)。教授如何运用原则的原则，会导致无穷倒退，因为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在哪里运用这个原则?我们的经验是具体的。我无法体验一般意义上的树，但可以看见窗前飘着黄叶的菩提树。如果我不能决定这样的行为是光荣的或那样的行为是可耻的，道德原则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如果没有判断力，你可能会理解某个普遍原则却没有能力辨别某个具体的事例是否从属于这个原则。整部《纯粹理性批判》唯一一个(比较)有趣的脚注就是关于这类人的：
判断力的缺乏，也正是通常所谓愚笨。这种短处是无法补救的。一个头脑迟钝或头脑褊狭的人，如果缺乏的只是适当程度的知性和知性应有的概念，诚然可通过学习而受到锻炼，甚至能成为有学问的人。但是由于这种人通常缺乏判断力，所以我们就时常遇见有学问的人在应用他们的科学知识时，依然暴露那无法补救的原有缺陷。(A135／B173)
康德的作品里很多地方都拿法律打比方，这是有原因的。一个好的法官已经学过法律并且了解与之相关的所有普遍原则，他的工作就是听一系列合理的争论，然后拉开距离、反思并做出裁决：这不是谋杀，而是过失杀人。没有判断力，理性就会瘫痪，就不能把理性观念应用于世界。人们常常嘲笑康德是循规蹈矩的，在谈及他的伦理学的时候尤其如此。他的绝对律令——这一道德法则告诉我们，不要把他人当成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而要把他人当成目的本身——往往被描绘成一架压制出我们行事规则的机器。把人们当成目的而不是手段来对待固然是一个很好的普遍原则，但是判断你在特定情境下是否这样做了则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康德像其他人一样明白这一点。《道德形而上学》有一个例子说得很明白：
作家问读者：“你觉得我的作品怎么样?”读者很可能只是用戏谑的方式回答说，这不是一个合适的问题。但是，谁永远具备回答问题的才智呢?如果回答时稍有犹豫，作家就会感到羞辱。也许有这么一个人，那么我们期待他怎么回答呢?
他更通行的书《道德形而上学基础》(是的，此书篇幅短一点)使读者得出一个结论：康德认为撒谎总是不道德的。在这里，他展示了如何把社会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困境转变成思考问题的契机。康德从未告诉我们应该对作家说些什么，尽管上面这个例子确实建议作者不应该让读者陷于这样的境地，哪怕问这样一个无伤大雅的问题：“你有机会读这本书吗?”这是要读者自己去弄清楚的。
总之，判断力在思维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因为是判断力决定了何种思想(哪个观点、哪个概念、哪个原理)应用到世界的哪一方面上。判断力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跳跃。康德制订了他第一个大的分类法，但很快就后悔了，在《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将近二十年之后，他出版了《判断力批判》(1790年)。他在书中告诉我们，好的判断力如此重要如此必要，人们往往把它叫做常识。自该书面世以来，学者们就忙于钻研，因为尽管书中充满了关于目的论、趣味和美学的重要思想，但很难发现它是如何回答《纯粹理性批判》所提出的问题的。该书区分了确定性判断力和反思性判断，前者把具体事物归摄于一般规则之下，后者从具体事物中抽绎出一般规则，但康德几乎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做出这些判断。关于判断力，除了说它只能练习不能被教导、判断力的缺乏就是通常所谓的愚笨之外，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除了其他成就，阿伦特还是一位伟大的新康德主义者；很少有人能比她更透彻地理解康德的作品，尤其是康德的以下信念：我们的理性和判断力概念具有政治后果。她也是在哥尼斯堡长大的，尽管她很早就离开了出生地并且走得很远。也许这让她有勇气去做没有人敢挑战的事情：她想仿照康德的三大批判来写自己最后的几部著作。她完成了《思考》(Thinking)和《意志》(Willing)，相当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1975年，她因心肌梗塞去世，《判断》(Judging)的第一页在她的打字机里。那些希望阿伦特能解释清楚康德所没有讲明的问题的人只能扼腕叹息，但因为判断力本身的特殊性质，我们也很难想象她能比康德讲得更多。她的《康德政治哲学讲稿》(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在阐述出生与多数这两个概念时(前者指我们是生出来的这一事实，后者指世界上除我们之外还有很多人这一事实)，她确实提供了一些与判断力相关的有用的思想。她强调了康德心智理论的政治性质，因为康德认为我们的人性源自社交性：
这是对很多关于人类相互依赖的理论的彻底背离，很多关于人类相互依赖的理论都强调，我们之所以依赖作为我们同伴的其他人，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需要和欲求；而康德强调的则是，我们的心智官能中至少有一种，即判断力，是以“他者的在场” 为前提的。(《康德政治哲学讲稿》，第74页)
不同于在他之前的所有哲学家，康德认为哲学不专属于少数享有特权的人，而是一项由理性的性质本身所规定的活动——因此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自然的。因为所有哲学都试图解决与我们所有人都息息相关的三大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后来康德又说这三个问题可以化约为另一个问题：人是什么?《纯粹理性批判》提出了一个颇为惊人的激进主张：书中的结论对哲学家和对具有普通理解力的人是同一可证的：
因为我们正是由此看清楚了我们在开始时所不能预见的东西，即在毫无差别地涉及到一切人的事情中，自然分配天赋的才能时并无偏袒的过错，而关于人类本性的本质上的目的。最高哲学所能达到的，也不会超过在自然所予的指导下，乃至在最平凡的知性指导下所可能达到的。(A831／B859)
如果知道这段引文就出现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的第831页，你可能就会嗤笑，哦某些具有普遍理解力的人。这段引文之前的很多文字大都晦涩难懂。康德自己也很清楚《纯粹理性批判》的写作风格。他说，这本书“干燥、晦涩、不合乎现有的一切概念，尤其是过于冗长”(《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3页)。本书开头引用了康德一句流露着欣羡之意的评语：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他所崇拜的作家的写作天赋。毫无疑问，如果你出身诗书世家，可能会文采斐然。不过，虽然卢梭的父亲是手艺人，但他自学成才，写得一手好文章。没有捷径可走：除了偶尔出现一些佳词妙句，康德的作品往往佶屈聱牙。但就像学习某种乐器或某门语言，这样的努力是值得的，因为厘清复杂的文字之后所获得的教导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有意义的。你可以拓展你的心智。
这些与劝导人们成长有何关系?通常判断力是需要年龄去完善的能力。从西塞罗到当代心理学家都认为：你的记忆会出现空白点，你去做那些仅依靠速度的认知测试题，所得的测试结果会大不如前。但是在所有与判断力相关的事物中，你的思维能力很可能会提高了。康德对判断力的理解解释了这一点。如果判断力不能传授，那么怎样才能习得呢?“通过比较我们的判断与可能性，而不是比较我们的判断与他人的实际判断，通过把我们自己摆在他人的位置上。”(《判断力批判》，第40节)不断地从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尽可能多地让自己置身于不同人的处境，由此你可以拓展自己的心智。让纽拉特之舟成为我们的向导。随着判断力的提高，我们的学习、旅行和工作就越有可能避开我们已经看到的各种陷阱。另一方面，我们越是知道怎样学习，怎样自由旅行，怎样找到心仪的工作，我们的判断力就会越好。不妨称之为良性的环路：没有直路可以走。
……
哲学努力解答的是一些孩子们会问而大多数大人认为已经解答了的问题。我为什么要长大?为什么要遵守规则?为什么要接受教育?我怎么知道?怎么找到意义?怎么创造自己的生活?这些问题都可以用一句话打发掉，给出解答或者反驳。然而，当你提出这些问题并带着它们真正要求的关注时，你可能会感觉到如卡维尔写道：
我前面所说的结论不是我得出的结论，而只是我接纳的通常的结论。也许我会通过伪善、讥讽或胁迫来弱化这一领会。但是我也可能利用这个机会使自己重新回归到自己的文化，追问为什么我们要做我们所做的，判断我们所判断的，以及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些交叉口的。我们的习俗的自然基础是什么，它们为了什么?……在奥古斯丁、路德、卢梭和梭罗提出的问题面前，我们是孩子；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继续探究这些问题，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基础呢。就此而言，哲学成了成年人的教育……对于教授和认真交流的焦虑在于我自己需要教育。对成年人来说，这不是自然成长，而是改变。(《理性的要求》[The Claim ofReason]，第125页)
哲学一开始让事物变得更困难，进而呈现事物整体。上面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必须逐个回答，但是任何孤立的答案都是错误的。政治维度必不可少。它要求我们看到最好的动机背后的东西。康德指出，不仅是统治者而且还有父母都想教育孩子怎么应对所处的世界；然而，在理想状态下，教育要让他们准备好去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我已经说过，哲学在本质上是规范性的。好的哲学意识到这一点，与此同时，它也会从必定令人失望的描述中学到东西。既然任何描述都发生在历史之中，那么它涉及的问题就不是永恒，但可以有很长的生命。因此，康德的作品以其特有的方式触动你，这是十八世纪大多数科学作品都无法做到的。哲学和文学有这样一个共同点。
我已经说过。把成长过程描绘成注定走下坡路的画面受到利益各方的支持，而它们是与我们的成年相对抗的。悲剧在于我们，不断与之共谋，试图证实那样一幅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画面。我们误读了《皆大欢喜》，盲从我们的命运受诅咒的观点。正是这样的事情迫使康德说我们的不成熟要归咎我们自己，并鼓励我们要有通过成长摆脱之的勇气。我们需要勇气去对抗所有依然抵制成熟的力量，因为真正的成年人不再因面包或马戏团分散注意力。不再被小玩意迷惑，也不再因为没有经验而感到羞愧，我们能更好地观察我们所见到的，也能更好地说出来。我们?我们所有人，包括本书作者。这是一场永无休止的革命。哪位想鼓动它？
暴风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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