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在13歲生日（1942年6月12日）開始有著寫日記的習慣，即是她與母親伊迪絲（Edith Holländer Frank）、父親奧托（Otto Frank）、姊姊瑪格特（Margot Frank）及其餘四人躲進父親在阿姆斯特丹的辦公室的一個密室前不久。在父親所信任的一群同事的協助下，他們成功躲藏了兩年零一個月，直至1944年8月被人告發因此被蓋世太保逮捕為止，此後便被趕進納粹的集中營。在這八人中，只有其父奧托一人在戰爭裡存活，安妮則在1945年4月，重獲自由前不久病死於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
安妮的日記的原稿共超過三冊。第一冊紀述由1942年6月12日至1942年12月5日發生的事情，然而第二冊則是紀述由1943年12月22日至1944年4月17日發生的事情，由此可見由1942年12月6日起至1943年12月21日間的日記卷冊原稿遺失了。不過這段遺失時期所發生的事情可由安妮為保存紀錄而作的重寫裡得知，原稿可能在德軍進入密室逮捕時遺失，亦可能是她在檢閱整個日記後自行燒毀。第三個現存的日記卷冊保存了由1944年4月17日至該年8月1日所發生的事情，此後便被納粹德軍逮捕。
在日記原稿裡，她於首三個月使用標準寫法來書寫日記直至1942年9月28日，此時開始將紀錄以小說形式編寫，而小說裡那位頑固的喬普（Joop）亦有著寫日記的習慣，並將戰禍與愛相關的事情寫給其朋友群。安妮參與了此朋友群，並寄送其日記紀錄至喬普的朋友吉蒂（Kitty）、康妮（Conny）、艾美（Emmy）、朴（Pop）與瑪麗安（Marianne）直至該年11月，首冊日記完結為止。當開始第二冊日記時，只餘下一位虛構的朋友吉蒂，而在之後的重寫裡，她將所有的寄送地址皆轉為吉蒂的地址。
曾經有過很多關於吉蒂身份的推論，她是在安妮修訂後的手稿裡為唯一的收信人。在1986年，文學評論家凡達荷斯（Sietse van der Hoech）指出吉蒂即是安妮在戰前的一位朋友——吉蒂‧雅伊斯（Kitty Egyedi）。凡達荷斯可能是由1970年的一個出版物《向安妮致謝》（A Tribute to Anne Frank）裡得知這個訊息，該出版物由安妮基金會出版，該基金會主席凡柏格（Henri van Praag）在該出版物的序言裡將一個真實角色代入了該人物內，並且放置了一個有著安妮與其三位好友合照的照片。安妮並沒有在其任何文章裡提及其友，而惟一可用來作比較的沒寄出至真實朋友的信件例子是安妮在1942年9月所寫給凡蜜笙（Jaqueline van Maarsen）的兩封告別信。
賀曼（Theodore Holman）在回覆凡達荷斯的文章裡寫道1942年9月28日的日記紀錄已表示了日記內的人物為虛構的。凡蜜笙贊同此意見，但是其父奧托假設女兒在書寫給某人時，在腦海裡記掛著與之同名的熟人。而雅伊斯在一次訪問裡表示對此假設感到高興，但卻持有疑問：「吉蒂被十分理想化，並且在日記內能夠控制自己的命途，這點遠較誰是吉蒂重要。這個名字...不是代表我。」
安妮在日記重寫的序裡表達了希望有一位知心好友，可以無所顧忌地傾訴想法與感受。她感覺有很多所謂的「朋友」，亦有著很多傾慕者，但並不是真的能夠交心的好友。最初認為其女姓朋友凡蜜笙就是知心好友，但卻未如其所願。在早期日記的紀錄裡，表明了並非與一位名叫哈羅·西爾伯格（Hello Silberberg）的追求者相戀，但寫道「其可能會成為知心好友」。她投入了很多時間與心血在與彼得·范·佩爾斯（Peter van Pels）的初戀裡，並認為可以成為其真心朋友，然而卻又一次地失望。結果在安妮短暫的悲劇人生裡最可信且可傾訴心事的朋友只有"吉蒂"一個。
安妮的文藝興趣是在其於1944年3月29日收到荷蘭流亡政府教育、美術與科學部長博克斯坦（Gerrit Bolkestein）開設了廣播頁電台的消息時開始萌芽。該電台公開徵求「日常文件——日記、書信......任何簡單的日常文件」來建立一個留傳給子孫後代的證據，以證明荷蘭民族在納粹統治時期所受的苦難，在5月20日，其開始整理其日記手稿以使其可讀性變得更大，從而讓眾多讀者可以讀懂。其擴充了內容並將其標準化為只寄送給吉蒂，並道明情況和準備了一系列的筆名，且對趣味較少和過於私人的部份作出剪裁。這份在散亂的紙張上所書的手稿，在其被逮捕後於藏匿地被發現，並在1945年秋天，安妮死訊確定後連同原稿交至其父手中。梅普·吉斯（Miep Gies）與貝普（Bep Voskuijl）在此家庭被逮捕後，將此日記與其他個人財產成功救出，使其免於遭受荷蘭警方與德國蓋世太保的搜掠。
當其父奧托開始閱讀女兒的日記時，感到十分震驚。他對梅普·吉斯道：「原來我對她的了解，從來都不足夠。」亦指出安妮對每天生活細節的描述勾起了其很多回憶。